清军进京后，八旗士兵及其几十万家属涌进了北京城。起初，这些旗人和本地居民混居在一起，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

在1647年，全国各地爆发了第一次反对清朝的浪潮。当时的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广西巡抚耿献忠、大同总兵姜镶、延安营参将王永强和甘州副将米喇印等多位将领和官员相继宣布反抗清朝，支持恢复明朝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旗民继续混居，皇宫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同时，旗人也容易被同化，重蹈金国覆辙。

后来，摄政王多尔衮下令，把北京内城的汉族居民，不管贫富贵贱，都迁到了南城，这样一来，内城就成了八旗军人们的居住区了。

从那时起，旗人和汉民就被分开了，形成了“旗民分治”的局面。汉人大臣和百姓只有在上班或去寺庙烧香拜佛时，才能在白天进入内城。太阳落山之前必须离开内城，否则会受到惩罚！

内城里虽然住的都是旗人，但也有亲疏之别。靠近皇城中心的地方住的都是满洲八旗的人，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则住在外围。

后来，清朝政府在西安、成都、荆州、江宁（现在的南京）、开封、广州、宁夏、绥远等地建了三十多个八旗军队驻扎的地方。这些地方也被称为“满城”。

清朝时期，满城有两大类。在雍正皇帝之前，通常是在老城区划分出一块地方，把原来的居民迁走，让旗人直接搬进去住。比如杭州和荆州的满城就是这样的情况。到了雍正皇帝之后，由于旗人和普通百姓住在一起时经常产生矛盾，所以大多选择在老城区外面新建一个城区。绥远和宁夏的满城就是后一种情况。

就像京城的八旗兵一样，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八旗士兵平时在特定的城里生活和训练，不允许经商或做手工艺。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能出城。除了卖东西的小贩，其他汉族百姓不能进入这个城，更不能在城里过夜。

有些人认为清朝的军事制度直接来源于明朝的卫所制度，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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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朝代都需要在各地驻扎军队，清朝对应明朝卫所的机构是绿营。无论是卫所兵还是绿营兵，他们都能够与当地居民交流并结婚。

城里设有独立的粮食仓库、武器制造厂、弓箭制作间、练兵场、瞭望塔和马厩。夜晚实行宵禁，由士兵巡逻，禁止随意走动，严格控制居民之间的往来。许多旗人一生都生活在城内，不仅不能与当地百姓结婚，就连日常交流也很少。

有人说满城的性质类似于后来的“鬼子跑楼”，这种说法也不准确。

清朝的时候，皇协军能轻易进炮楼，但绿营兵就没这个特权。朝廷对汉族的防范比对川军还重，绿营兵也得时刻小心提防。

清朝的统治者设立满城，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固政权，确保八旗军的战斗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军事功能逐渐减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生活区。

那些享有稳定俸禄的旗人，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时间一长，他们的勇敢精神逐渐消失，整天忙着养鸟遛鸟，有钱时讲究排场，没钱时也讲究门面。

那些没有“铁杆庄稼”的旗人，为了生计，只好偷偷地学做手艺，靠打工赚钱。生活过得苦的，甚至要靠富裕的旗民施舍粥饭才能活着。

即便这样，旗人见到汉人时仍然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态度。

据朱德元帅回忆，旗人个个凶神恶煞，谁都不敢招惹他们。因此，整个区域冷冷清清，没人敢进去（指的是成都的满城）。

鲁迅年轻时在南京读书，有一次看到汉族人骑马经过八旗军营，结果遭到旗人的石头袭击和辱骂。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宁城已经被太平军攻破。太平天国的这次行动让清朝的旗人明白，以前对汉人的欺压只会更加严重。

世界上没有无来由的仇恨，如果说中国是一条巨龙，那么遍布各地的满城就像是一个个“束缚钉”，试图把这条巨龙束缚住。当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时，革命军必定要将这些“束缚钉”全部清除！

1911年10月12日，武汉三镇解放后，湖北军政府迅速向荆州的旗兵发出通告：“如果愿意投降，将会一视同仁”，否则“大军一到，将不留活口”。

但是荆州的士兵不肯投降，顽强抵抗，和湖北的民军发生了一场激战。

到了12月，眼看援军没指望了，弹药也快用完了，荆州左翼副都统恒龄（正蓝旗满族）选择自尽。

恒龄是主张打仗的头目，他去世后，荆州的旗兵主动提出和谈，希望能从军政府那里得到一些钱来解决燃眉之急。他们还请求军政府发放通行证，让旗兵们能够离开荆州寻找新的生计，同时希望军政府允许他们继续耕种原有的公田，以保障今后的生活。

民军将领看到议和的条件后，个个火冒三丈，愤愤地说：“要么乖乖投降，把枪弹交出来；要么想打仗，那就赶紧做准备！”

民军的答复非常坚定，让荆州的旗帜兵的议和计划泡汤了，他们只能放下武器投降。

在这次战斗中，旗兵伤亡接近一千人，湖北民军的伤亡也很大。由于列强的干涉，民军没有对旗人进行报复。

荆州解放后，整个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原有的建筑大多被拆除了。

荆州城人满为患

1911年10月22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了西安。陕西新军里的同盟会重要成员和哥老会的首领们秘密开会，决定支持这场革命。

那天中午，新军的士兵占领了陕西的军火库，抢走了数万支步枪和大量的弹药。

后来，民军分成了三队行动：一队直接攻打陕西巡抚的官邸，一队占领了鼓楼的高地，还有一队朝着满城的方向前进。

西安满城位于城市的东北角，占地大约三平方公里。城里住着大约三万名八旗官兵及其家人，其中青壮年男子大约有五千人。

当革命军逼近时，多数守卫士兵正在家中休息。直到革命军的枪声响起，西安的将军文瑞（属于满洲镶红旗）才急忙下令关闭城门，并组织士兵上城防守。

但是，守城的士兵们平时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会熟练使用枪械。再加上城里的火药库很久没有好好维护了，里面的弹药大部分都已经受潮了。

10月23日的中午，起义队伍占领了钟楼，从高处对全城的守军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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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瑞见局势无可挽回，选择了跳井结束生命。失去领导的旗兵们如同群龙无首，各自丢弃武器四散奔逃。

因为起义军里有很多哥老会的人，加上秦陇复汉军政府没有妥善安置旗人，所以在西安满城被攻破后，旗人伤亡惨重，有名有姓的就有两千多人。幸存下来的旗人只能改名换姓，四处逃散。

1912年，陕西都督府下令拆除了西安城内的西城墙和南城墙。这座存在了260多年的“满城”从此不复存在。

古城西安遍地风光

1911年10月，革命的风暴吹到了山西，当地的同盟会成员马上行动起来。

山西的最高军政长官陆钟琦听说情况后，把驻扎在太原的山西新军的两个单位调了出去，这样可以分散革命者的势力。同时，他把分布在山西各地的巡防队调回太原，接管防务，以此来确保省城的安全稳定。

10月28日下午，同盟会成员阎锡山、温寿泉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次日清晨发起起义。

10月29日，新军的士兵攻入了太原城，首先控制了子弹库，然后马上对太原城内的满族居民区进行了炮击。

城里的士兵正在睡觉，毫无防备，只进行了短暂抵抗就开门投降了。

起义军随后转向攻击山西巡抚的衙门，将陆钟琦击毙。

陆钟琦

后来，锚索革命党在山西建立了自己的政府，阎锡山被选为领导人。

太原曾经有两座满城，老满城在城的西南角，在光绪年间被汾河的洪水冲垮了。新满城则在城的东南角，后来在辛亥革命期间被毁坏了。

1911年11月3日，同盟会和光复会在上海发起了起义，占领了江南制造总局，并建立了沪军都督府。

受上海光复的消息激励，江苏和浙江地区的同盟会及光复会成员纷纷发动起义。

11月4日，新军第四十五标的士兵们包围了江苏巡抚的官邸，当时担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宣布支持革命，随后被大家选为都督，苏州也因此宣布独立成功。

那天，新军第八十二标和由蒋介石（当时名叫蒋志清）带领的突击队一同进攻了浙江巡抚的官邸。巡抚增韫（他是蒙古镶黄旗的人）躲到了马厩里，结果还是被起义军抓住了。

蒋介石年轻时和他母亲

在同一时间，新军的第81标和由王金发领导的光复会勇士们成功占领了军火库。

然后，第81标、82标以及炮队营、工程营等，一共五千人包围了杭州满城。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蒋介珠除了带领一百名敢死队员迅速光复杭州的说法完全是虚构的。

蒋大队长的确参与了杭州起义，不过攻打满城的主要力量是新军，而不是仅仅那百余名敢死队员。

11月5日，当增韫被俘的消息传来，杭州城里的守军派出贵林（他是满洲正红旗的协统）出城投降。起义军保证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满人，于是杭州的旗兵放弃了抵抗，放下武器投降了。

为了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1913年，杭州的满城被拆除了。

杭州遍地都是

杭州光复那天，新军的第10镇和第20协决定在福州发动起义。

在起义前，同盟会发布了一则公告，劝说福州的旗兵放下武器，希望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革命，避免流血冲突。

闽浙总督松寿（满洲正白旗）和福州将军朴寿（满洲镶黄旗）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命令福州的旗兵加强戒备，并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杀汉团”。朴寿还指示旗营里的每户人家准备煤油，以防万一，到时候可以集体自焚。

11月8日夜晚，起义的队伍向福州全城发起了炮击。

第二天一大早，守城的士兵们开始逃跑，朴寿见这情形，竟然疯狂到让人到处纵火，想要和福州的百姓一起毁灭。好在起义军迅速行动，扑灭了大火，这才没让悲剧发生。

11月10日的清晨，松寿选择吞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所带领的旗兵也纷纷放下武器，宣布投降。

朴寿被抓后，态度很不好，对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后悔，还说中国人应该杀掉，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起义军决定把他处死，以防其他人效仿。

到了执行的时候，朴寿害怕得浑身发抖，跪下求饶，声称自己是汉人，希望得到宽恕。执行人员没心思听他辩解，一刀了结了他的性命。

朴寿

11月8日，新军第9镇的统制徐绍桢在南京城外发动了起义。

以前，两江总督张人骏听说苏州已经光复，担心第9镇也会跟着起兵造反，于是赶紧命令江宁将军铁良（满洲镶白旗人）驻守南京，还让江南提督张勋带着江防军进城守卫。这明显是早就有所防备的。

第9镇的士兵准备不足，很多人只有五发子弹。结果进攻南京时受挫，死了几百人。

11月9日，为了不白白牺牲，起义军决定向镇江撤退。镇江的守军只有几百人，赶紧举白旗投降了。

11月11日，江浙两省的联合军队在镇江组建了总指挥部，由徐绍桢担任总司令，带领大约三万名来自上海、江苏和浙江的民军再次进攻南京。

在南京，清朝军队大约有两万人，其中包括三千名八旗士兵和大约六千名张勋指挥的江防营士兵。

张勋

到了十一月底，民军清除了南京城外的据点，随后从高处对城内的清军发动攻击。

12月1日，张人骏和铁良离开了城市，而张勋则坚决选择留下来战斗到底。

第二天，清朝官员在承诺“不伤害旗人”的情况下投降，张勋撤退到徐州。

南京解放后，旗人不再享受特殊待遇，加上生活困难，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制定了具体的方案来安置旗人，并开始救助贫困的旗人。然而，有些旗人却得寸进尺，在南北和谈期间，向当局上书，要求归还旗人的产业。

这下革命党人不高兴了。这群前朝的坏蛋作威作福了两百多年，现在能不杀头就算不错了，还想要收回他们的财产？如果真如你们所愿，民国岂不是白建立了？于是他们坚决拒绝了。

清朝结束以后，孙中山带领着临时政府的官员们去参观了明孝陵。

11月9日，广州的一些商人和知识分子代表在广东咨议局召开会议，呼吁脱离清朝政府的统治。而两广总督张鸣岐则假装同意，实际上却悄悄逃到了日本。

后来，胡汉民被大家推选为广东都督，清朝在广东的统治也就此结束。

广州商业气息浓厚，驻防的八旗兵却一直不怎么能打。还没等到起义军动手，这些旗兵就迅速选择投降，各自找路子谋生，成了广州普通百姓中的一员。

这次权力交接和平进行，没有出现暴力对抗。

广州城里人山人海

11月27日，随着南方各省纷纷光复，四川总督赵尔丰（汉军正蓝旗）被迫交出权力。

四川军政府在成都建立后，由于赵尔丰的手下朱庆澜担任了副都督，依旧掌控着军队。赵尔丰暗地里调边防军进省，意图推翻新政府。

12月8日，朱庆澜领导的巡防军发生哗变，他们在成都进行了烧杀抢掠。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尹昌衡随后率新军第65标进城平叛，并被推举为新任都督。朱庆澜则被赶出了军政府。

后来，赵尔丰又想复辟，被尹昌衡下令处决，清廷在四川的势力从此土崩瓦解。

与赵尔丰的顽固态度不同，成都将军玉昆（满洲镶红旗人）的思想较为开明，也能顺应时代潮流，曾多次保护四川的革命人士。

由于玉昆讲道理，还保护过革命党人，所以在成都的旗兵投降后，军政府对他们及其家人很好。这让旗人能保住性命，并慢慢适应新社会。

辛亥革命的时候，大多数旗人选择保命，而不是效忠。但宁夏驻防的八旗是个例外。

由于晚清时期西北战事不断，宁夏旗兵长期在前线作战，保持着尚武的传统。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宁夏，当地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迅速占领了省城银川，并成立了军政府。他们还包围了满城，但遭遇了顽强抵抗，伤亡很大，最终起义没有成功。

在1912年，袁世凯让马福祥担任了宁夏的最高军事长官。

马福祥来自甘肃，在宁夏没有什么根基，所以他需要结交当地有势力的人。于是他刚上任就和宁夏的将军常连结拜成了兄弟。他还以旗兵有功劳为理由，继续给他们发军饷，并且对佐领级别以上的官员授予了三等至五等的文虎勋章。

尽管清朝已经结束了，但宁夏的八旗驻防部队却依然存在。

直到1914年，马福祥担任宁夏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同时还是宁夏满营的将军，他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这才开始减少满营的规模。

在一场宴会上，马福祥一边喝酒一边和常连谈起，提议解散满营。

常连也不傻，清朝复兴没戏了，不如趁机溜走，把钱带走。

于是，马福祥从北洋政府领来二十万两白银，作为遣散费。宁夏满营从此化旗为民，逐渐融入银川的百姓之中。

1929年，马鸿逵，作为马福祥的儿子，下令拆除了满城的房屋来建造一个飞机场。从此，宁夏的满城不复存在。

在民国时期，大多数满城建筑都被拆除了，现在只剩下庄浪满城的城墙还算完好。绥远满城将军衙署的主要建筑还保留着。新疆巴里坤也有部分遗址留存。在成都和广州的一些街道里，还能找到昔日旗营布局的痕迹。

成都的宽窄巷子扬州预应力钢绞线价格，过去是整个成都古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