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光面钢绞线 李祥林:从学术角度再论李调元及《粤风》

2026-08-12 04:0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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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民间文体职责者大会”在北京召开。顾颉刚应邀出席并于14日作大会发言,主要谈了民间文体的价值以及搜集编纂者的业绩。《顾颉刚年谱》(增订本)

这篇发言稿经刘锡诚保存下来,顾颉刚在发言中指出:“地大东谈主多,数千年来不知创作了若干民间文体作品”,然则在历朝历代当权者的压下,将其逐出“大雅不登大雅”,视之为芜俚的、诲淫诲盗的,“于是,两三千年来的文体仅仅士医生的文体”且“始终是正宗”。

但东谈主民的创造力是荣达的,他们的作品依然有星的存世,“这些创作能星留存下来,照旧靠着想想相比解放的士医生,他们勇于跳出正宗文体的界限,向民间文体偶尔瞟下……直到明末清初,才有批‘大大咧咧’的文人,敢正视民间文体,把民间文体和士医生的文体对等看待,从事搜集和编选。其中特出的位是冯梦龙……而后,有位吴淇,他到广西仕进,而广西是个歌海,他玩赏了东谈主民的创作,把听到的集结拢来,编成《粤风续九》书。这部书晦气因被东谈主慢待而失传了,幸好李调元的《粤风》即是字据它改编的,咱们还不错借李调元的书看见吴淇到少数民族里集结的业绩。”

在顾颉刚看来,罗江才子李调元(1734—1802)也属于这种“敢跳出正宗文体”而“敢正视民间文体”者。

在先容了顾文之后,刘锡诚感叹地写谈:“顾先生在文章中对于民间文艺学史的形貌天然粗造,但却难能珍摄地为咱们勾勒了个大致空洞。时间已进程去了40年,出书社也还是出书了好几部民俗史或民间文艺学史和民间文体辞书,缺憾的是,顾先生当年所提到的些遑急东谈主物(如清代搜集和编定了《粤风续九》的吴淇)和社团(如抗战爆发后成就的往常读物编刊社),在这些文章里……却莫得能够取得滥觞的继续,甚而连提都莫得提到。”[1]

顾、刘之语的潜台词实际上在指示咱们,正是因为有了李调元起头编《粤风》,在《粤风续九》“失传”的很万古期里,后世才有可能通晓经那时文人之手采录、剪辑及传扬的粤地民歌的基本情况,才得以了解民间文艺学史上这不该缺失的信息。就此而言,对于李调元所编《粤风》,还应从中华民间文艺学术史角度详情其孝顺。

顾颉刚用“大大咧咧”来指说这种“勇于跳出正宗”和“勇于正视民间”东谈主士,对不拘古老礼教的他们的一颦一笑赞誉有加。李调元乡的泥像(李祥林影相)

身在此列的罗江才子李调元,为东谈主正大,笔下“狂”态时见。他自称“醉舞几曾拘礼制,吾侪原是圣门狂”(《与诸同庚䜩集大司农白斋座师赐》其二),他瞻仰“曰余生也晚,狂愚颇自封”(《读祝芷塘德麟诗稿》),他直呼“古东谈主疾苦,大抵皆放颠”(《秋兴二》之二)。以“蠢翁”自号,“负节气何曾头略低”的他,“甘遭倾跌”而“懒上攀跻”,返乡归,“新舍初成,开尊行乐,任我狂歌醉似泥”(【沁园春】《新号蠢翁自赞》)。这种狂,权势者不心爱,老庶民多玩赏。

顾颉刚说,李调元的故事也同杨升庵的故事样“在公共间流行”,并“但愿有东谈主把他汇编起来,使得这个为正派系所唾弃而和公共们接近的才子有露面的时候”[2]。

巴蜀民间流传的李调元据说不少[3],其中屡见彰显其戏耍嬉玩、爽脆精真金不怕火之态的作品,如《文从瞎掰起》(重庆)、《学而时习之》(荣县)、《巧戏嘉庆皇》(安县)、《三江主考李调元》(西昌)等。才士精真金不怕火,盖在情真率,胸中有块垒。光绪乐谈斋版《粤风》

有论者指出,“《粤风》111,一起都是情歌……歌中斗胆追求情、开脱恋、婚配自助、女占主动地位,与华夏、江浙等地的情歌派头大异其趣,充满了健康、乐不雅、灵活、柔软、朴质等心境,是岭南独有的立场,与儒婚配由父母作东、存天理灭东谈主欲的不雅念大相径庭”,究其启事,这跟李调元的创作不雅念和好意思学想想联系。“在文体主义面,李调元主义‘情’,‘爽、响、朗’,‘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犹东谈主’,‘东谈主所到,我不到,东谈主不到,我却到’;《童山文集》卷五《张鹤林诗集·序》云:‘诗虽发于情而实本于。不笃者,情不真也’。《童山文集》卷五《姜山集·序》亦云:‘诗非出于情之难,出于情而不失其正之为难’。‘作诗之难也,岂非不得,夫情之、正之’。由此可见,李调元的好意思学主义是‘真情’,响应东谈主内心的确凿模样,反对讳疾忌医,若即若离的平凡文体,故而岭南村歌中追求斗胆情、条款婚配开脱的诉求才会引起他的共识。”[4]

明代中世以来,主义抒写“真情”的文艺好意思学不雅在东谈主发蒙想潮中旗子张,受左派学影响而出现了李贽、徐渭、汤显祖、孟称舜等批成就卓越的文体、艺术,《村歌》编者冯梦龙也高声呼喊“文之善达情者如诗,三百篇不错兴东谈主者,唯其发于中情,天然而然故也”(《太霞新奏序》)。

入清以来,由情而理,礼教再严,时风有所变化。在《曲话·序》中,李调元尽管详情“情长情短,莫不于曲寓之”,但同期也讲“夫曲之为谈也,达夫情而止夫礼义者也”,不带有继续者指出的某种“谈学气”[5]。《南越札记》

时风使然,身在“儒门”的李调元笔下少不了也有“出于情而不失其正”乃至“遗音闻正始,韶乐放淫郑”(《读祝芷塘诗稿》)之类话语,但就其眼神向下编录理论文艺、编纂《粤风》、《南越札记》等行动践诺看,不可不说是民间文体那种率而发、畅快抒怀的东谈主本真激烈地感染了他并占了优势,是以从他所编民歌民俗竹帛中处处有见敞亮东谈主的“真情”之作。

归根结底,接地气的民间情愫终使李调元从谈学气中脱身出来,以行动践诺突显了他对真情的民间文艺的选拔和嘉赞。

顾颉刚是史学,喜民间文体的他在此域亦孝顺卓越。

顾氏对《粤风》、《粤风续九》绝顶编者的评价,早在1927年为钟敬文整理《粤风》作序时即有见,曰:“民国十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大学继续所国粹门里翻看李调元辑刻的《函海》。意中在二十三函里发见了《粤风》种,内部都是那时粤中各民族的歌谣。这使我惊讶得很,因为我常合计搜集歌谣是咱们这般东谈主破天荒的职责,如安在百多年往时竟有东谈主先我而为之呢。”[6]

顾颉刚说的“破天荒的职责”,指的是当年他们在北大成就歌谣继续会、创办《歌谣》周刊搜集民歌的事,此在新文体史上是醒觉的学问阶级自愿把眼神投向民间的“破天荒”之举,用与顾通讯交流的舒大桢的话来说叫“破天荒的歌谣继续会”。《粤风续九继续》

顾颉刚将李氏编印《粤风》等与新文化畅通搜集民歌并提,可见对前者评价不低。

那时,由于对《粤风》前身《粤风续九》的情况尚乏通晓,顾嘉赞“他(李调元)任歌谣的天然,不加上任何崇隐,而所录的以情歌为特多,这很可能接收读者种看歌谣得正直的见地。而且他分了民族去搜辑,众东谈主略窥见猺、獞族的文化;他又不因言语的隔阂而束手,引起读者继续言的深嗜:这都是可佩服的事情”。

顾颉刚为《粤风》不受正宗文化待见抱抵御,说“愁然这本小小的书,被圣贤文化所压迫,进程了百多年,莫得东谈主拿起过;还幸放在从书里,不致隐匿”,并以趣的口气对广东籍的钟敬文说:“你看了四川东谈主搜集广东歌谣的得益,你以土著的资历,将如何形成座九层的粤风台,来酬金这位客官的好意啊!”[7]

其后,顾颉刚掌持了《粤风续九》及编者吴淇的尊府,于1933年撰写了《<粤风>的前身》[8],就联系问题重加评释,详情了吴氏的创之功。

同期,也莫得全然诡辩李调元“在《函海》里把这书刻出,改题为《粤风》”之举对于辑存民间文体尊府所起的承续作用,因为前书被认为“失传”而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鲜为众东谈主所知,在此情况下,后者的一颦一笑依然有其难能珍摄之处。

客不雅地讲,《函海》编者之举多若干少亦然存留、保护、传扬文化遗产的种时间,犹如元刊杂脚本和臧懋循整理本之于元杂剧,今天学界继续元杂剧在醉心前者的同期也不会忽略后者。《函海》

况且,当年顾颉刚还认为,《粤风》“凡四卷,每卷各有原辑东谈主名,而修和(吴淇)所辑仅占卷”[9],是不是李调元在编书时又并入了其他东谈主搜集的民歌呢?《粤风》中对所收民歌亦有考语,但“未知是否李调元所加”?

诸如斯类,依顾氏之见,在弄清真相之前,对于《粤风》编者的辑编、刻印、传扬之功照旧应有客不雅评估,不宜松驰诡辩。正因为如斯,顾颉刚在上述会议发言中说通过《粤风》而知吴淇,可见他对此问题自愧不如[10]。

尽管他对李调元编书的具体操作式有微词,但他对李氏刻印传留粤地民歌以及对李氏能正眼看待民间文体这点仍未视而不见。

调谢讲,承认《粤风》袭自《粤风续九》也即是以后者为母本,依然法残忍李调元善待理论文体的民间情愫,因为对这份民间遗产的招供正标明他与前者(吴淇)在审好意思道理上有认识和共识。

吴淇,字伯其,号冉渠,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河南睢州东谈主氏,顺十五年(1658)考中进士,来岭南时任浔州府官,康熙四年(1665)升任江苏镇江海同知。《六朝选诗定论》

吴生于书香世,自幼赋资颖慧,饱览群书,笔耕不辍,文章有《雨蕉斋诗选》(七卷)、《六朝选诗定论》(十八卷)、《粤风续九》(五卷)等。

浔州波及今之广西桂深谷区,据覆按,“吴淇任职浔州官的时期约莫是在1659—1665年”[11]。

《粤风续九》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百集部五十三《词曲类存目》,以及《清史稿》志百二十三《艺文四》等著录,该书刊刻时期据考是在1665年也即是康熙四年之后。所谓“续九”,有连续屈原《九歌》之意[12],可见编者崇粤地民歌之意。

对于吴氏其东谈主其书,李调元《粤风》自序有言:“余尝两至粤矣,浔江俗尚摸鱼歌,闻而绎之……适友东谈主以吴淇伯所辑粤歌四种见投……遂总勒四卷,评释注解其词,颜曰粤风。”[13]

若说李调元编《粤风》是以《粤风续九》为基础,那么,吴淇编此书有莫得前在编本作依据呢?有的,如后者在作于康熙元年(1662)的《粤风续九·总序》中所言:“间尝作士浔江,讼息事简,居充足闲。友东谈主示余以所辑粤风四种,种种各臻其妙,遣意构想,迥出寻常词东谈主意表。益信山穷谷之中,抱瑾持瑜之余波犹在云。遂分列四卷,总勒编,颜曰《粤风续九》。”[14]

如斯说来,吴淇编此书亦然在综友东谈主“所辑粤风四种”效果基础上完成的。

那时,参与吴氏编书职责的“友东谈主”有哪些呢?“《粤风续九》除总辑吴淇以外,对民歌进行汇集、整理的尚有修和、赵龙文、彭楚伯、黄谈等多东谈主;对歌谣加以评解、戒备的还有沈铸、袁炯、何洯、程世英、吴代、谈允谦、潘缪、楚僧本符等。”[15]

也即是说,这是总编挂帅下的集体编纂效果,如斯态势甚而有点接近“五四”新文体的歌谣汇集。《粤风续九・瑶歌译注》

由此可知,彼时“勇于跳出正宗”走向田园、属意民间文体的有识见的文人实不啻个两个蚌埠光面钢绞线,他们俨然组成个志同谈的群体,终促成《粤风续九》的吴氏则是其中代表者。

不错想,阿谁时间这种“走向民间”的文化立场,对于到南方地任职的《粤风》编者天然会有熏染。《粤风》以《粤风续九》为母本,但前者有莫得加入编者我方的东西呢?

究其启事,震憾李调元编《粤风》的原因有二,是来到粤地受岭南民歌诱骗,是见到了吴淇的《粤风续九》。

有东谈主指出,李对吴书的剪辑要道体例不赋闲,“他之是以对《粤风续九》不赋闲,个是因为《粤风续九》对岭南民歌的定位,重在‘续九’即认为是《九章》的补遗,是楚辞的部分,这是不准确的,隐敝了《粤风》出自岭南,有我方派头的事实;二个原因是采录的主若是粤歌,惟有几壮歌、瑶歌,何况放在附录,而不是看成民歌之种比肩书中。

因此在他剪辑的《粤风》当中,各民族的民歌是对等的,粤歌、傜歌、俍歌、僮歌各有卷,并陈列入荟萃——这是《粤风》与《粤风续九》的根柢不同,这评释了两位编者想想意境的互异”[16]。

此言不失中肯,可见《粤风》未像有的论者所言“不错阐发即是《粤风续九》的摘记”甚而“剽窃”[17]。《粤风考释》

毋容置疑,“粤风从民歌这侧面,响应了岭南多民族之间文化交游的悠久、每每和浸透的度”[18]。借用多民族不雅凝视粤地民歌有要,以此进而考量吴、李二东谈主异同,需要安稳的学术分析。

此外,《粤风续九》尽管在康熙时即有刊刻,但自乾隆后期以来便不见行踪(仅有《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其名及部分文东谈主文章略引其诗),学界亦认为此书失传,故东谈主们对粤地民歌的了解多依据《粤风》。

直到2000年,皆鲁书社字据影印出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众东谈主才从中见到《粤风续九》全本(杭州藏书楼馆藏)。吴氏该书从初刊到再度面世,留住的传播空缺是几百年时期,其华夏因不知所以。

了解这段史事,有助于咱们客不雅意志《粤风》绝顶编者在民间文艺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粤风》和《粤风续九》,在后者被认为“失传”或者说全本再度面世之前,学界也有过着眼二书的参议。

民国时期除了顾颉刚,《民间月刊》上就此撰文有《对于“‘粤风’的前身”》(鞠侯,1933年)、《对于<粤风续九>》(容肇祖,1934年);新成就后有《民间文体》1962年1、3月接踵刊发游国恩酬金吴淇和《粤风续九》的文章,同庚3月又刊载《<粤风续九>即<粤风>辨》(谭正璧)、《<粤风续九>与<粤风>》(马里千),等等。《李调元继续》

20世纪80年代出书的《大百科全书·文体》分卷的意见有代表,云:“当代对这两部书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为《粤风》即《粤风续九》,二为两书不尽疏通。

般认为,二种看法相比接近事实。《粤风》虽在《粤风续九》基础上编成,但《粤风》中的作品以及联系的题解、戒备、考语和剪辑体例,都与《粤风续九》不尽疏通,有的还有所发展。

荒谬是3卷少数民族民歌,由底本的附于粤歌卷后,改为与粤歌对等列卷,这在那时敌视弱小民族的社会布景下,钢绞线厂家是难能珍摄的。”[19]

也即是说,《粤风》尽管以《粤风续九》为母本,但前书编者仍有自的见解和孝顺。20世纪80年代初,陈子艾字据那时掌持的尊府对此进行过辨析,“论证了《粤风》确非《粤风续九》的足本或翻版,而是有着我方的新的剪辑想想、新的体例和新的内容”[20]。

对于二书篇目及所收民歌数目,就现在掌持的情况看,《粤风续九》有五卷,卷《粤风》53、卷二《傜歌》20,卷三《俍歌》22,卷四《僮歌》8,卷五《杂歌》17,蓄意120;《粤风》按四编陈列,卷《粤歌》53,卷二《傜歌》21,卷三《俍歌》29,卷四《僮歌》8,蓄意111。刊载拙文的集刊《李调元继续》

其中,《粤风续九》和《粤风》收录的粤歌天然都是53,但在内容上有互异,如继续者指出,“李调元在重编此卷时,对《粤风续九》进行了增删,计删去原21、22、25、26、29共五,新增五”[21]。

新增篇目如《沐浴歌》:“笑令嫒难买,行来步步莲生。脸似桃花眉似柳,话语分明。”

又如《疍歌2》:“疍船起离三江口,只为风波来迟。月明今网船头撒,问娘鞍落在谁。”

除了有删有增,对于同民歌,李书还提供了有别于书的异文,如粤歌17,吴书作“妹有赤心兄有利,结成东海双鱼”,李书作“妹有赤心兄也知,结成东海双鱼”;又如俍歌12,吴书作“旧钱便好使,旧米好作念糍”,李书作“旧钱便好使,旧米便好糍”[22]。

究其启事,或者跟他俩所见民歌的来源不同联系,这种异文时局在民间文体采录中很常见。

此外,二者在对民歌的戒备、解题等面,言语也有相差。看来,对于二书之关系及异同,期待入的继续。

说到李调元对待理论文体的民间情愫,又不妨将眼神暂时从《粤风》移开,去望望他的其余文章,比如《粤东札记》。该书十六卷,别名《南越札记》,内容丰富而地域彩赫然[23]。《李调元诗文集》

“越”与“粤”通,广东据《史记》称“南越”而《汉书》称“南粤”,泛指岭南带。提防民间文化的李调元愚弄宦居粤地之机,用心覆按岭南的天文地舆、宝藏物产、民情习尚,萍踪“遍历全省诸郡县”(自序),或征以史籍,或借助志,或讯于通东谈主,或验以耳目,从而撰就此书,为彼时的岭南地区留住“部相比完满的民俗造访尊府”,从而被视为清代民俗史册中的“上乘者”[24]。

李调元的采录视线灵通,如自序所言是“不不错泥于前古或志或不志”,对待民间尤其不带腐儒式偏见。

《粤东札记》中波及少数民族理论文体的信息不少,如卷记录“布刀写歌”(瑶族歌俗)等:“东西两粤皆尚歌,而西粤土司中尤盛。约莫云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山中,以五丝作齐心结及百纽怨央囊带之,以其少好者结为天姬队。天姬者,峒官之女也。余则三五采芳于山椒水湄,传诵为乐。男人相与蹋歌赴之,相得则唱酬竟日,解衣结襟相遗以去。春歌正月初,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其歌与民歌皆七言无用韵,或三句,或十余句,以比兴为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以外者。……傜则以布刀写歌。布刀者,织具也。傜东谈主无用机,箸枝,以布刀兼之。刀用山木,形如刀,长于布之阔,锐其两头,背厚而椭。……歌每书于刀上,间以五彩花草,明漆沐之以赠所欢。”并引歌例若干,如:“黄蜂眇小螫东谈主痛,油麻眇小炒仁香”、“与娘同业江边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身娘未怪,要凭江水作媒东谈主”,不质朴生动。《广东新语》

该条还说起“赵龙文云,傜俗尚歌”,这个赵龙文即是前述汇集粤地民间歌谣的热心东谈主士之,同类翰墨在屈大均《广东新语》中亦见,早见于吴淇的《粤风续九》卷二,前者实乃从后者“化用”的[25]。

对于《粤东札记》,众东谈主多以之与屈大均《广东新语》对读而认为前者有袭写后者之嫌,今有论者说“在《广东新语》屡遭禁毁的清朝,李调元在其基础上重加编纂”是“有功于世”的[26],并指出李在编目、内容、翰墨等面亦有孝顺。此论可供参考。

播弄曲直,李调元的《粤东札记》并非只“抄”不“作”,走南行北见解多多的他在书中照旧有“述”也有“作”的[27]。

比如,对于清代的“羊城八景”,《粤东札记》的记录(如“景泰僧扫”、“波罗浴日”等)就有别于同期代竹帛(如仇巨川的《羊城古钞》),图景并配有翰墨评释,留住不可多得的史料[28]。

况且,在以“照葫芦画瓢”为传统的,“抄书”时局在前东谈主札记类文章中非仅见于李氏之书,而“抄”之启事也多种万般,对之不宜以当代东谈主所谓“抄袭”标尺作刀切式浅显化评判。对此问题,去读读宋元明清数目宽阔的札记类竹帛,当不难理会。

覆按西南历史文化,李调元是个彩丰富的文化东谈主物,亦然个绕不开的历史东谈主物。

纵不雅《粤东札记》、《粤风》对于民歌、土音、民族艺术、地习尚的记录,不可不承认,李调元是抱着玩赏立场以赤心柔软参预集结和传扬民间文化遗产职责的。《20世纪民间文体学术史》

惟此,刘锡诚在谈到民间文体的搜集、记录时,不感叹地对李调元这么的编录者“酷民歌”表嘉赞[29]。这位罗江才子的民间情愫有多面体现,笔者曾从不同角度加以酬金[30]。

本文弃取众东谈主和学界驳倒尤多的《粤风》为视点,结诸继续,从李调元的民间情愫切入就联系问题进行析说,以供同仁参考。

谢却诡辩,对于李调元编《粤风》,历来评价甚,但这些评价是在学界尚未掌持《粤风续九》全貌的情况下作出的。

前述《大百科全书·文体》对于二书的对比迄今看来照旧较客不雅的,但其考语依然是成就在对《粤风续九》缺少掌持的基础上。

如今,湮没已久的吴淇之书浮出水面,在带给大抖擞的同期,问题也来了:此前学界围绕《粤风》对李调元的种种评价在多猛进程上还有?或者说,是不是有了全本《粤风续九》,对于《粤风》也就不错不再属意?作家近照

今天对读二书,梳理二者关系并辨明二者异同,咱们应该若何意志李调元所作念的职责以及如何客不雅评价李调元的孝顺?

对于李氏其东谈主其书的意志和评价,又该如何作念到既不拔又不指责呢?诸如斯类,论对于学界照旧对于两广、四川,都是不可隐藏的。本文梳理联系问题,讲述己之见,但愿能对这项继续有所助力。

戒备:

[1] 刘锡诚《对于顾颉刚的篇佚文》,载《民俗学年刊》1999年刊,上海文艺出书社1999年版。

[2] 《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341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3] 2022年6月下旬,咱们行在四川省非遗保护协会组织下应邀去罗江为当地非遗技俩禀报省名录作念些指,得知此次罗江拟向省上荐的技俩有《李调元据说》(民间文体类)。据禀报书分类,当地李调元据说包括鞭策、试才、惩恶、戏耍、扶正等六大类,由此可窥这位罗江才子在当地公共心目中的形象。

[4] 石丽芳《<粤风>继续》65、56页,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继续生学位论文,赐教诲梁庭望,2010年5月。

[5] 吴毓华《古代戏曲好意思学史》227页,文化艺术出书社1994年版。

[6] 《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339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顾颉刚为钟撰写的这篇绪言,早刊发于北大《荣达周刊》卷十三期,1927年4月28日。同庚6月,鈡书由朴社出书。

[7] 《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341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8] 该文发表于《民间月刊》二卷八号,1933年8月1日。

[9] 《粤风》四卷,总题“罗江李调元辑解”,每卷之又各有原辑东谈主名:《粤歌》是睢阳修和,《猺歌》是濠水赵龙文,《狼歌》是东楼吴代,《獞歌》是四明黄谈原。四东谈主离别是河南、安徽、浙江东谈主,顾颉刚曾测“他们是李调元的幕僚”,此书是他们“在李氏游宦粤中的时候,取得他的指而辑成的”。

[10] 在《<粤风>的前身》中辨明吴、李二东谈主奇迹后,顾颉刚仍说:“《八紘译史》既翻刻本,《粤风续九》不知尚有传本否。倘使莫得李调元刻,这部书的影子只可到陆次云的书里去找了!”《八紘译史》四卷,清初钱塘东谈主陆次云著,其中《峒溪纤志·志余》说起吴氏及《粤风续九》,并从后者搜集的歌谣里选了若干载入己书。

[11] 施东《发现刘三妹:乡绅曾光国的文化交游圈》,载《民族艺术》2022年3期。

[12] 吴淇在《自跋<粤风续九>》中说,“战国时,西南诸粤之国,尽服于楚。……余之辑此,亦犹从粤译而楚说云”,并举《淮南子》记录楚国令郎游粤地时闻古越女歌而请东谈主以楚语翻译之为例,指出“其原辞良不可解,至以楚说译之,则类《离骚》也,岂屈宋之流风欤”,从而评释他以粤歌连续楚辞(续九)之意。

[13] 《粤风》其后刻印的各版块中,据陈子艾验证,“除谈光五年本能偶见李调元的‘自序’外,余均未见”(《<粤风>与<粤风续九>继续三题》,见苑利主编《二十世纪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159页,社会科学文件出书社2002年版)

[14] 吴淇《粤风续九·总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79册371页,皆鲁书社2000年版。

[15] 长香《<粤风续九>继续》17页,扬州大学硕士继续生学位论文,赐教诲汪俊,2011年5月。

[16] 石丽芳《<粤风>继续》55页蚌埠光面钢绞线,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继续生学位论文,赐教诲梁庭望,2010年5月。

[17] 邓青、孔亚磊《<粤风续九>继续》15页,暨南大学出书社2018年版。

[18] 梁庭望《岭表之风——<粤风>》,载《广西民族继续》2003年2期。

[19] 《大百科全书·文体》1217页,大百科全书出书社1986年版。有别于少数民族讲话的“傜歌”、“俍歌”等,“粤歌”是以汉语演唱为主确当地民歌。前东谈主以内地《诗经》之“风”和楚辞之“九”定名边地粤风歌谣集子,即与此联系系。

[20] 陈子艾《<粤风>与<粤风续九>继续三题》,见苑利主编《二十世纪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176页,社会科学文件出书社2002年版。陈是北师大华文系训诲,该文初发表在1982年《民间文艺集刊》二集,原题《<粤风续九>与<粤风>的搜集传播与继续》。

[21] 长香《<粤风续九>继续》先容32页,扬州大学硕士继续生学位论文,赐教诲汪俊,2011年5月。

[22] 或以为这是李氏对氏引诗的“更正”或“传抄之误”(长香文),此说未得当,盖在不了解异文或多版块化恰正是理论文体的传播特征。

[23] 钟敬文曾撰写《读<粤东札记>》,1924年11月9日发表在《歌谣》周刊67号上。刘锡诚说,李调元“这本本来不是很流行、很受东谈主醉心的札记杂书,由于钟敬文的发现、评价和先容,其在近代民间文艺学史上也变得身价不菲了”(《二十世纪民间文体学术史》178页,文联出书社2014年版)。

[24] 刘德仁、盛义编辑《民俗史册举要》312页,四川民族出书社1992年版。

[25] “屈大均编纂此书(《广东新语》——引注)时,吴淇的《粤风续九》与士禛的《池被偶谈》均已问世。《广东新语》多处化用《粤风续九》,其中《粤歌》对于瑶歌的部分,作家凯旋提到了化用的起源:‘赵龙文云……’”(施东《发现刘三妹:乡绅曾光国的文化交游圈》,载《民族艺术》2022年3期)

[26] 曾肖《<南越札记>与李调元的民间情愫》,载《李调元继续》二辑,四川东谈主民出书社2015年版。《广东新语》成书于屈大均(1630—1696)晚年,“作家处在民族矛盾锐的时间,时以反清复明为念,书中颇有借古讽今,指物喻志者。绝顶死字七八十年以后,清代翰墨狱再起,两广总督李侍尧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罗织检举,奉旨以屈大均‘托遗迹国,妄肆狂狺,其东谈主实不及取,其书岂可复存!’统统著述书版概焚毁”(《广东新语》之出书评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清代翰墨狱主要在前期,以顺、康、雍、乾时期盛。又,对于“东西两粤皆尚歌”的翰墨亦见于《广东新语》卷十二“粤歌”条,屈氏笔下谈到俍歌时提到“修和”、谈到傜歌时提到“赵龙文”,那么,此处相通会有东谈主问:对于粤歌,对《广东新语》与《粤风续九》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评议呢?看来,这些轻微问题有待从学术上史实,其中多有可供酌量、想考之处。辨析这些问题,亦有助于咱们客不雅主持李调元编《粤风》之事以及民间文艺学史上诸如斯类事例。

[27] 清嘉谈年间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因史料价值而得史志嘉赞,被视为广东史上6部省志中质料者。该书在尊府来源上所采甚广,如《舆地略·习尚》,除了引府州县志65种,还引及《入门记》、《述异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东坡志林》、《岭表录异》等43种,其中有《粤东札记》(颜广文、关汉华《论阮元与<广州通志>的编纂》,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3期)。

[28] 谢澜《从地名的演变看广州的城市特——兼论地名学上的道理道理》,载《广东史志》2000年4期。

[29] 刘锡诚《二十世纪民间文体学术史》178页,文联出书社2014年版。

[30] 李祥林《从民间立场看李调元的文化孝顺》,载《李调元继续》,巴蜀书社2005年版;《李调元笔下的南越女习俗及女神信仰》,载《李调元继续》二辑,四川东谈主民出书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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